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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事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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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分析】
当今中国体育圈有没有国际化偶像选手?他/她们是谁?
而很多时候,我们在国际相对小众的运动项目中画地为王,冠军选手在国内人气火热,甚至衍生出畸形饭圈文化,但在国际上却少人知晓,想成就国际化运动偶像自然无从谈起。
这可能也是中国体育圈的一个普遍现状。
谈到运动项目的市场影响力,和网球相比,全球商业价值最高的运动项目,依然是世界第一运动——足球。
和谷爱凌相似的是,郑钦文的爆火,除了成绩好,也离不开国家荣誉这一宏大叙事的加分。
女足在专业化体制化红利吃完后,如今面对欧美的高度职业化,早已跟不上趟。男足在2002年高光过一次后,已沦为公众舆论痰盂。
这是国际主流项目之一,而中国网球产业也在多年积累后进入爆发期和收获期,受众规模和消费需求大涨,赛事运营成熟,整个产业蒸蒸日上。
不妨回想一下孙继海、李铁在英超、杨晨在德甲、武磊在西甲曾经制造的声浪。假如还有某位国足选手能更上一层楼,在英超欧冠这样的顶级赛事中有孙兴慜、三笘薫般的抢眼表现,那他的市场价值又会飙升几何?
这体现出,谷爱凌的运动项目,在国际上也是相对小众的,她之所以在中国成为大众偶像,很重要的原因,是当初全民冬奥热情与爱国情怀的加持。她的具体运动项目细分:自由式滑雪大跳台、自由式滑雪坡面障碍技巧、自由式滑雪U型场地技巧……中国老百姓能准确说出名称的恐怕不多。
但相对郑钦文、谷爱凌这样的国际化选手,中国体制内运动员在这方面存在天然劣势,出于种种原因,他们在社交媒体上不可能太自由、太活跃,这多少也在客观上也制约了他们的影响力和商业价值。比如男选手中如日中天的潘展乐,在个人形象打造和商业运作上都要服从集体安排。当然,这是因为运动员的培养方式与成长路径不同,无论哪种路径都是各有利弊。
相比之下,郑钦文如今距离“完美偶像”,也许只差大满贯赛事的奖杯,这是专业人士更为认可的成绩标尺,她自己的新目标也是“在大满贯以及WTA1000赛上有更好的突破”。
根据美国体育商业媒体Sportico的数据,谷爱凌和郑钦文位列2024年全球收入最高的女运动员前五,也是目前中国体坛最吸金的偶像级选手。收入在某种程度上是影响力的折射,这两人无疑是中国体坛目前站在最前列的优质国际化偶像。
巴黎奥运会夺金,在更注重大满贯成绩的职业网坛,也许并不是最重头的荣誉,但对于郑钦文在国内市场的价值却有着非凡的提升力,令她成为万众青睐的优质偶像。
郑钦文的运动项目,相对更国际化和大众化。
郑钦文的崛起,让品牌方看到了新的选择。
曾有这样一个采访,在伦敦街头随机找路人说出三个最知名的中国人名字,不少人根本说不全三个,还有人会提到成龙、姚明的名字。而有一位大概是足球迷的小伙,居然说出了“郑智”的名字,可见足球在欧美体育圈的影响力。
更何况,网球这个项目,本身就蕴含着巨大商机。
在此背景下,郑钦文个人气质很符合市场需求,她谈吐自信大方,有着充满斗志的东方女运动员形象,国际培养背景和流利英文表达,具有国际化属性。再加上爱国情怀加持,成就了她内外通吃的国际巨星“特质”。
一个值得一提的细节是,谷爱凌和郑钦文,都是相对自由的“单飞”型选手,她们或许从官方或体制内有过借力,但总体来说并不受体制框架的完全制约。
但众所周知,中国足球实在扶不起来。
放眼中国体育圈,能够数得上的国际化偶像,现在是郑钦文,还有谷爱凌。
其实,出于世界第一运动的国际影响力,真要有中国球员能够在国际上踢出头,哪怕只是中上表现,影响也会是非凡的。
全球最具价值的体育赛事,四年一次的足球世界杯高居榜首,327亿美元;排第二的是在中国似乎关注度日渐降低的欧洲杯,218亿美元;赛事价值榜前五名都是足球赛事:欧冠(179亿)、英超(173亿)、西甲(118亿)分列第三到第五。
在社媒格外重要的当今,运动偶像的社媒活跃度、个人故事性和影响力,都已成为市场看重的因素,郑钦文、谷爱凌在社媒上的每一次发声,都是对个人品牌、市场价值的营造与加分。
这样的优势在于,她们可以从个人角度打造人设、提升影响力。
其他运动项目的赛事商业价值,距离足球都有很大差距。美国橄榄球超级碗价值42亿美元排在第六,奥运会41亿排在第八,F1赛车40亿列第十,温网37.2亿位列第15,NBA以17.2亿美元排在第20……
看看她的飞升之路:2019年刚出道时世界排名649位,今年达到世界第5,成为李娜之后世界排名最高的中国女网选手。巴黎奥运四强战战胜世界第一斯瓦泰克,被tennis.com评为年度最震撼比赛之首,更让人提气。
实际上,在中国,像郑钦文这样的国际化优质体育偶像是非常稀缺的,多年来,品牌方一直在寻找姚明、李娜、刘翔级别的国际化偶像,却鲜有符合标准的目标。
当然,这1500万只代表现状,以郑钦文的人气上升势头,这个数字未来只会继续增长,甚至还可能出现商家排队抢破头也代言不上的局面。
在欧美高度职业化、在全世界流行的主流运动项目中,我们很难出成绩,也就出不了国际化的偶像选手。但凡出一个郑钦文,就是大红大紫的存在。
郑钦文的前辈李娜曾经体验过两种不同路径的差异,她顽强的趟出了一条新路,为后辈们展示了榜样的力量。
所谓国际化偶像,不妨做个大概定义,他们要么是在国际主流运动项目中打出声望,比如姚明、李娜,要么是在欧美垄断项目中异军突起,比如刘翔、孙杨。
看一下谷爱凌和郑钦文的收入分布。
以郑钦文的上升势头,这个目标的实现,也许已经不远。(李普利)
【球队数据】
广东82-86惜败广州。这场比赛广东上半场打得好好的,第三节却突然崩盘,当然末节还可以咬住分差,可惜一直都是落后的角色,最终造成输球。
徐杰、卢卡、周鹏、胡明轩、焦泊乔、杨腾飞都是低迷的表现。徐杰这两场命中率一塌糊涂,全场比赛20中6,这样的数据不是一个后场大核应该保持的,而且空篮也打不进,需要尽快调整了。胡明轩的状态也不行,这两场进攻端没杀伤力,防守端没存在感,这对球队的影响太大了。卢卡进攻端是真没威慑力,一旦一个外援无法统治进攻,那么他的价值就失去了,关键时刻还有失误。
张文逸、张皓嘉、杨溢和崔永熙都是及格的表现。张文逸这场在关键时刻的输出确实可以,末节内外线都可以完成得分,全场6中4获得13分,帮助球队追分。张皓嘉在关键时刻也可以打进三分。虽然他们两个不被看好,但还是可以给足惊喜。崔永熙在末节的发挥也不错,末节球队追分,他可以在进攻端造杀伤,防守端的贡献也不错。杨溢这两场发挥都不错,能助攻,攻守积极,算是后场能看的球员了。
这场唯一一个良好的球员只是王洪泽。他在篮下的终结是越来越好了,而且比赛中还能完成暴扣,全场比赛9中5获得13分,他是全队最稳的一个点。
周鹏年龄增加之后下滑还是太明显了。进攻端打铁,失误多,速度太慢了。焦泊乔的状态也不行,上场后疯狂出现失误,篮板与防守的贡献都不是很好。杨腾飞打了2分钟,全部数据都是0,没有任何帮助。
【历史交锋】
心源性猝死成为热议话题,在世界足坛历史上,这类事件的发生并不鲜见,回顾起来,在一次次意外与悲痛后,是反思与措施机制的进步升级。
2016年3月,在泰国低级别联赛的一场热身赛中,一个名叫帕特里克-埃肯的23岁喀麦隆球员在比赛无对抗状态下倒地,抢救无效去世,他是维维安-福的外甥,死因是心脏衰竭。时隔13年,悲剧以相同方式降临在同一个家族中,令人尤为悲痛。埃肯的母亲表示,在弟弟福去世后,她曾让孩子们进行过心脏检查,但当时并未发现问题……
2014年11月12日,大连超越俱乐部的梯队训练中,17岁的王仁龙倒地昏厥,送医急救无效离世,死因为“心源性猝死”。
20秒后,丹麦队医飞奔抵达查看;
2018年,中国足协《职业俱乐部准入规程及赛事医疗保障标准》明确规定,赛场配备AED等必要急救设备,是俱乐部获得联赛准入资格的必要条件。
37秒后,携带紧急设备的医务人员冲进场地;
不过,即使体检与急救制度升级,一些意外情况依然无法避免,命运的捉弄来得猝不及防。
如今,在中国的运动赛场,AED除颤等急救设备以及人员、知识的配备与普及,相比当年有了很大进步。除了职业联赛外,一些有条件的地区联赛、业余联赛,都会配置AED等设备,以应对突发情况。
球员的心源性猝死在历史上并不鲜见,和埃里克森的幸运相比,早年球员的医疗保障没那么健全。让全世界真正开始关注足坛心源性猝死的标志性事件,是2003年喀麦隆球员维维安-福的悲剧。
在中国足坛的历史上,心源性猝死事件亦屡有发生。
该规定强制要求:所有中超、中甲、中乙联赛的赛场,必须配备可以立即取用的AED设备,并安排有专业资质的医疗急救团队在场,救护车随时待命,这一规定从2019赛季起得到全面执行,并真的有救命之功。
2021年欧洲杯上丹麦球员埃里克森的“起死回生”,是广为人知的励志故事,一整套专业响应机制,最终救回了他的命。
赛后,普埃尔塔在返回更衣室后,心脏病再次发作,送医抢救三天后去世,死因为“心律失常性右心室心肌病”。
2007年,22岁西班牙后卫普埃尔塔在比赛中一度昏厥,经队医治疗后恢复意识,被搀扶下场。经过场边检查后,令人震惊与懊悔的一幕发生了,普埃尔塔觉得自己已经无恙,坚持要求重返场地,踢完了剩余的比赛,还做出了一次门线救险。
笔者及同事参加过北京市网络媒体足球赛(俗称网络杯),由网信办、互联网协会主办,北京市足协承办。每个比赛日,现场都会配备AED、救护车以及医疗团队,这为参赛者的运动安全提供了一定保障。
在当年联合会杯四强战喀麦隆对哥伦比亚的比赛中,28岁的福在无对抗状态下突然两眼翻白倒地,队医和急救人员紧急入场,发现他已经失去意识,呼吸心跳骤停,虽然经过持续45分钟的心肺复苏,后又送往医疗中心继续抢救,但福还是因心脏骤停去世。
可以说,埃里克森倒在这样一座球场内,是不幸中的万幸,因为这里有学过急救知识的队友、裁判,因为这里有受过专业训练的队医,因为这里有齐全程度不比救护车差的急救设备,有一整套快速反应机制。
福的离世,令国际足联、欧足联等机构开始强制普及心脏健康筛查制度,并推动职业赛场配备AED自动体外除颤仪,开展系统性急救培训。
根据北京市大型群众性活动的安全管理要求,这类大型群众体育比赛现场,必须配备AED,且确保放置在3分钟内可以取用的范围内,医疗团队标配至少1名执业医师或急救医生,同时有救护车待命。另外,参赛人员要签署风险告知书,同时集体购买运动保险。
职业足球这样一整套急救体系,是在经历了一次次惨痛案例,经过无数人的反思与努力后,才逐渐健全起来的。
自埃里克森倒地丧失意识开始:
52秒后,AED设备抵达;
5秒后,主裁判泰勒识别出危险,立即吹停比赛,召唤队医;
在当年的条件下,发生心源性猝死,抢救回来的几率是很小的,而近年来随着医疗条件进步与相关保障制度的跟进,抢救成功率有了提升。
“坚持比赛”,成为付出生命的惨痛教训,自此整个足球界达成共识:任何在场上非碰撞引起的突发性昏厥,都必须被视为最高级别的医疗警报,球员必须被立即、强制性地换下,并送往医院进行全面检查。
可以说,阿圭罗的选择虽然艰难,但却是明智的,在已出现症状性心律失常的情况下,职业足球的极端生理负荷,就像在一个不稳定的心脏电路上不断“加压”,极易引发灾难性后果,继续比赛无异于“在刀尖上跳舞”。
96秒后,开始除颤操作和心肺复苏……
可以说,如今的办赛理念,从当年的“保障赛事”,已逐渐进阶到“保障参赛者生命健康”这一层面,这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进步。
尸检报告显示,福死于“肥厚性心肌疾病”,这是一种遗传性心脏病,患者的心肌异常增厚,在剧烈运动时,增厚的心肌可能导致心腔血流梗阻,并引发致命的室颤,发病前可能毫无征兆,常规体检也难以发现。
这一事件震惊了世界,是21世纪最著名的足坛猝死事件之一,也直接改变了现代足球对球员心脏健康的认知和保障体系升级。
在普通人的印象中,职业球员是身体素质优良、心肺功能发达的典范,很难想象他们会因为心脏问题猝死,但事实上,一些隐藏的心脏疾病,反而可能被高强度、大运动量的训练比赛所诱发。
2000年10月21日,全国青年足球锦标赛(U21),青岛颐中二队的希望之星、18岁的曹春鹏在无对抗状态突然倒地昏厥,抢救无效去世,经查死因为“心肌梗塞”。
2021年10月在巴塞罗那与阿拉维斯的西甲联赛中,阿圭罗在场上感觉心脏不适,呼吸困难,他主动要求下场,随后入院进行检查,被查出患有“心室性心律失常”。在两个月的治疗与观察后,出于谨慎起见,阿圭罗在12月含泪宣布退役。
另一起与福事件一样震惊世界的猝死案例,发生在西班牙,而且过程更让人扼腕。
与普埃尔塔悲剧形成反差的另一案例,是阿根廷球星阿圭罗的主动退役。
可以说,福的悲剧,是一个将“运动员心源性猝死”这一医学问题,以最残酷的方式推到全球公众视线前的标志性事件。它不仅是足球史上的一道伤疤,更是一个转折点,直接促使全球体育界建立起更科学的心脏筛查制度和更完善的赛场急救体系。
设想一下,假如埃里克森像大多普通人那样,倒在了急救资源缺少的家里、健身房或者街头,后果恐怕将是不乐观的。
(李普利)
【球员介绍】
唯独北京国安,给从国字号赛事归来的张玉宁和茹子楠,办了一场全队在场的公开祝贺仪式,俱乐部官方层面公开表扬两名球员在国际赛事上的发挥,这个规格放在近几个赛季的中超联赛里,确实不多见。
联赛间歇期结束后,剩下的赛程就是最直接的检验。张玉宁能不能把亚运会期间的好状态带回到俱乐部锋线上,解决球队间歇期前偶尔出现的进攻衔接不畅问题;茹子楠能不能借着东盟杯夺冠的信心,在边路位置上打出更稳定的表现,把国字号的比赛经验转化成联赛里的即战力;国安这次主动公开表彰国脚的选择,能不能真正转化成球场上的成绩,而不是只做给外界看的表面功夫,这些问题的答案,都会在接下来的一轮轮联赛里慢慢浮现。
但如果因为怕出现意外,就不希望球员在国家队拼尽全力,最后形成“球员在国家队出工不出力”的默契,最后折损的是整个中国足球的水平,联赛的观赏度和竞争力也会跟着往下掉。
当然,俱乐部也要承担对应的成本:两名球员刚打完密集的国际赛事,身体疲劳是客观存在的,接下来联赛重启的前几轮,教练组需要合理安排他们的出场时间,做好轮换避免疲劳伤病,这部分的代价,是俱乐部主动选择承担的,而不是被动接受的损失。
张玉宁是作为超龄球员,跟着U23男足在名古屋亚运会拿到了铜牌,整支年轻的队伍里,他是前场最稳定的支点,禁区里的身体对抗、背身拿球做墙、回撤衔接中场出球,几乎都是他带着小队员扛过了一场场硬战。
以前大家总觉得,俱乐部的联赛利益和国家队的比赛任务是天然矛盾的,要保联赛成绩就得在国家队任务上打折扣,要支持国家队就得牺牲俱乐部的短期成绩。但国安这场没做太多宣传的队内祝贺仪式,其实给出了另一种可能性:两者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球员在国际赛场上拼出来的信心、攒下的比赛经验,最后都会回到俱乐部的赛场上。
这种顾虑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熟悉国安阵容的球迷都清楚,张玉宁在锋线上的作用,目前队里还没有人能完全替代。这个赛季打到间歇期前,他的前场争顶成功次数、背身做球次数,在中超同位置本土球员里都排在前列,他不在场上的时候,国安的前场进攻往往少了最扎实的那个支点:边路传中找不到稳定的落点,中场推进到禁区前沿,也没有能扛住对方后卫把球做给队友的墙,进攻效率往往会打折扣。
更重要的是,很多俱乐部慢慢意识到,能在国家队稳定打上比赛的球员,回到联赛之后的状态往往比只跟着俱乐部训练的球员更好,国际比赛的节奏和对抗强度,本身就是比日常训练质量更高的状态保持方式,只要科学调整体能,国脚的比赛经验和信心提升,最终都会回馈到俱乐部的赛场上。
这次亚运会他作为超龄球员,带着一群比自己小四五岁的年轻球员打满关键场次,相当于在比联赛更高强度的国际比赛里保持了竞技状态,而不是在间歇期留在基地养伤或者调整,对俱乐部来说,这样的“抽调”,其实不是损失。
刚结束的这个国家队比赛间歇期,不少中超俱乐部都在掐着点算国脚归队的时间,队医组提前准备好康复方案,教练组忙着调整缺阵期间的训练计划,大家心照不宣的顾虑是:球员在国家队拼得太凶,回来带着疲劳或者伤病,影响联赛收官阶段的成绩。
另一边的茹子楠,跟着国字号队伍出战东盟杯,最终随队拿到冠军,决赛对阵柬埔寨的较量中,他在边路的往返覆盖给球队提供了足够的防守硬度和进攻宽度。两个不同位置、不同年龄段的球员,在同一个间歇期里带着国际赛事的荣誉回到俱乐部,等来的不是“注意休息调整状态”的常规叮嘱,而是全队公开的祝贺。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国脚抽调就没有任何风险。过去几个赛季,确实出现过球员在国家队比赛中受伤,回到俱乐部后长期缺阵,直接影响球队赛季成绩的案例,这种客观存在的风险,也是过去很多俱乐部对国脚征调持保守态度的核心原因。
这场十几分钟的祝贺仪式,最直接的影响其实在更衣室里。张玉宁作为已经在联赛和国家队证明过自己的老队员,带着年轻队友在国际赛场拿了奖牌回来,在队里的话语权自然会更重,也能更主动地把国际比赛里的经验传给年轻队友;茹子楠作为正在上升期的年轻球员,拿到国际赛事冠军之后得到俱乐部的公开认可,自信心的提升会直接反映在接下来的训练和比赛里。
这两年联赛的大环境其实已经在悄悄变化。足协一直在调整国脚征调的配套政策,过去俱乐部只承担球员被抽调的时间成本和伤病风险,现在不仅有相应的政策补偿,俱乐部的国脚输送数量、球员在国字号队伍的出场时间和表现,还会和俱乐部的年度行业评优、青训体系评级直接挂钩。
另一边的茹子楠,是国安这个阵容周期里逐渐冒头的边路多面手。此前在联赛里,他的出场时间不算绝对稳定,边路位置上的竞争一直很激烈,这次能在国际赛事里作为轮换甚至主力球员拿到冠军,相当于在国字号的平台上证明了自己能适应高强度的比赛节奏,回来之后不管是作为主力轮换还是替补奇兵,都给教练组多了一个靠谱的战术选择。
放在前些年,这样的场景很难想象。很长一段时间里,中超俱乐部面对国脚征调的第一反应往往是“算损失”:球员缺席至少两周的俱乐部合练,回来要倒时差、调状态,万一在国际比赛里受伤,后续联赛的排兵布阵直接受影响,尤其是联赛打到收官阶段,每一分都关系到最终排名和下赛季的参赛资格,不少俱乐部私下里都有过默契,希望球员在国家队别拼到受伤,更别说专门腾出训练时间,办一场正式的仪式公开表彰。
俱乐部在这个时候公开表扬,其实也是给全队年轻球员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只要你在场上拼尽全力,不管是身披俱乐部球衣还是国家队球衣,你的贡献俱乐部都看得见。
毕竟,愿意为胸前的国家队徽章拼到最后的球员,回到联赛里,也更愿意为身上的俱乐部队徽跑完最后一米。
【比赛分析】
当今中国体育圈有没有国际化偶像选手?他/她们是谁?
而很多时候,我们在国际相对小众的运动项目中画地为王,冠军选手在国内人气火热,甚至衍生出畸形饭圈文化,但在国际上却少人知晓,想成就国际化运动偶像自然无从谈起。
这可能也是中国体育圈的一个普遍现状。
谈到运动项目的市场影响力,和网球相比,全球商业价值最高的运动项目,依然是世界第一运动——足球。
和谷爱凌相似的是,郑钦文的爆火,除了成绩好,也离不开国家荣誉这一宏大叙事的加分。
女足在专业化体制化红利吃完后,如今面对欧美的高度职业化,早已跟不上趟。男足在2002年高光过一次后,已沦为公众舆论痰盂。
这是国际主流项目之一,而中国网球产业也在多年积累后进入爆发期和收获期,受众规模和消费需求大涨,赛事运营成熟,整个产业蒸蒸日上。
不妨回想一下孙继海、李铁在英超、杨晨在德甲、武磊在西甲曾经制造的声浪。假如还有某位国足选手能更上一层楼,在英超欧冠这样的顶级赛事中有孙兴慜、三笘薫般的抢眼表现,那他的市场价值又会飙升几何?
这体现出,谷爱凌的运动项目,在国际上也是相对小众的,她之所以在中国成为大众偶像,很重要的原因,是当初全民冬奥热情与爱国情怀的加持。她的具体运动项目细分:自由式滑雪大跳台、自由式滑雪坡面障碍技巧、自由式滑雪U型场地技巧……中国老百姓能准确说出名称的恐怕不多。
但相对郑钦文、谷爱凌这样的国际化选手,中国体制内运动员在这方面存在天然劣势,出于种种原因,他们在社交媒体上不可能太自由、太活跃,这多少也在客观上也制约了他们的影响力和商业价值。比如男选手中如日中天的潘展乐,在个人形象打造和商业运作上都要服从集体安排。当然,这是因为运动员的培养方式与成长路径不同,无论哪种路径都是各有利弊。
相比之下,郑钦文如今距离“完美偶像”,也许只差大满贯赛事的奖杯,这是专业人士更为认可的成绩标尺,她自己的新目标也是“在大满贯以及WTA1000赛上有更好的突破”。
根据美国体育商业媒体Sportico的数据,谷爱凌和郑钦文位列2024年全球收入最高的女运动员前五,也是目前中国体坛最吸金的偶像级选手。收入在某种程度上是影响力的折射,这两人无疑是中国体坛目前站在最前列的优质国际化偶像。
巴黎奥运会夺金,在更注重大满贯成绩的职业网坛,也许并不是最重头的荣誉,但对于郑钦文在国内市场的价值却有着非凡的提升力,令她成为万众青睐的优质偶像。
郑钦文的运动项目,相对更国际化和大众化。
郑钦文的崛起,让品牌方看到了新的选择。
曾有这样一个采访,在伦敦街头随机找路人说出三个最知名的中国人名字,不少人根本说不全三个,还有人会提到成龙、姚明的名字。而有一位大概是足球迷的小伙,居然说出了“郑智”的名字,可见足球在欧美体育圈的影响力。
更何况,网球这个项目,本身就蕴含着巨大商机。
在此背景下,郑钦文个人气质很符合市场需求,她谈吐自信大方,有着充满斗志的东方女运动员形象,国际培养背景和流利英文表达,具有国际化属性。再加上爱国情怀加持,成就了她内外通吃的国际巨星“特质”。
一个值得一提的细节是,谷爱凌和郑钦文,都是相对自由的“单飞”型选手,她们或许从官方或体制内有过借力,但总体来说并不受体制框架的完全制约。
但众所周知,中国足球实在扶不起来。
放眼中国体育圈,能够数得上的国际化偶像,现在是郑钦文,还有谷爱凌。
其实,出于世界第一运动的国际影响力,真要有中国球员能够在国际上踢出头,哪怕只是中上表现,影响也会是非凡的。
全球最具价值的体育赛事,四年一次的足球世界杯高居榜首,327亿美元;排第二的是在中国似乎关注度日渐降低的欧洲杯,218亿美元;赛事价值榜前五名都是足球赛事:欧冠(179亿)、英超(173亿)、西甲(118亿)分列第三到第五。
在社媒格外重要的当今,运动偶像的社媒活跃度、个人故事性和影响力,都已成为市场看重的因素,郑钦文、谷爱凌在社媒上的每一次发声,都是对个人品牌、市场价值的营造与加分。
这样的优势在于,她们可以从个人角度打造人设、提升影响力。
其他运动项目的赛事商业价值,距离足球都有很大差距。美国橄榄球超级碗价值42亿美元排在第六,奥运会41亿排在第八,F1赛车40亿列第十,温网37.2亿位列第15,NBA以17.2亿美元排在第20……
看看她的飞升之路:2019年刚出道时世界排名649位,今年达到世界第5,成为李娜之后世界排名最高的中国女网选手。巴黎奥运四强战战胜世界第一斯瓦泰克,被tennis.com评为年度最震撼比赛之首,更让人提气。
实际上,在中国,像郑钦文这样的国际化优质体育偶像是非常稀缺的,多年来,品牌方一直在寻找姚明、李娜、刘翔级别的国际化偶像,却鲜有符合标准的目标。
当然,这1500万只代表现状,以郑钦文的人气上升势头,这个数字未来只会继续增长,甚至还可能出现商家排队抢破头也代言不上的局面。
在欧美高度职业化、在全世界流行的主流运动项目中,我们很难出成绩,也就出不了国际化的偶像选手。但凡出一个郑钦文,就是大红大紫的存在。
郑钦文的前辈李娜曾经体验过两种不同路径的差异,她顽强的趟出了一条新路,为后辈们展示了榜样的力量。
所谓国际化偶像,不妨做个大概定义,他们要么是在国际主流运动项目中打出声望,比如姚明、李娜,要么是在欧美垄断项目中异军突起,比如刘翔、孙杨。
看一下谷爱凌和郑钦文的收入分布。
以郑钦文的上升势头,这个目标的实现,也许已经不远。(李普利)
【球队数据】
广东82-86惜败广州。这场比赛广东上半场打得好好的,第三节却突然崩盘,当然末节还可以咬住分差,可惜一直都是落后的角色,最终造成输球。
徐杰、卢卡、周鹏、胡明轩、焦泊乔、杨腾飞都是低迷的表现。徐杰这两场命中率一塌糊涂,全场比赛20中6,这样的数据不是一个后场大核应该保持的,而且空篮也打不进,需要尽快调整了。胡明轩的状态也不行,这两场进攻端没杀伤力,防守端没存在感,这对球队的影响太大了。卢卡进攻端是真没威慑力,一旦一个外援无法统治进攻,那么他的价值就失去了,关键时刻还有失误。
张文逸、张皓嘉、杨溢和崔永熙都是及格的表现。张文逸这场在关键时刻的输出确实可以,末节内外线都可以完成得分,全场6中4获得13分,帮助球队追分。张皓嘉在关键时刻也可以打进三分。虽然他们两个不被看好,但还是可以给足惊喜。崔永熙在末节的发挥也不错,末节球队追分,他可以在进攻端造杀伤,防守端的贡献也不错。杨溢这两场发挥都不错,能助攻,攻守积极,算是后场能看的球员了。
这场唯一一个良好的球员只是王洪泽。他在篮下的终结是越来越好了,而且比赛中还能完成暴扣,全场比赛9中5获得13分,他是全队最稳的一个点。
周鹏年龄增加之后下滑还是太明显了。进攻端打铁,失误多,速度太慢了。焦泊乔的状态也不行,上场后疯狂出现失误,篮板与防守的贡献都不是很好。杨腾飞打了2分钟,全部数据都是0,没有任何帮助。
【历史交锋】
心源性猝死成为热议话题,在世界足坛历史上,这类事件的发生并不鲜见,回顾起来,在一次次意外与悲痛后,是反思与措施机制的进步升级。
2016年3月,在泰国低级别联赛的一场热身赛中,一个名叫帕特里克-埃肯的23岁喀麦隆球员在比赛无对抗状态下倒地,抢救无效去世,他是维维安-福的外甥,死因是心脏衰竭。时隔13年,悲剧以相同方式降临在同一个家族中,令人尤为悲痛。埃肯的母亲表示,在弟弟福去世后,她曾让孩子们进行过心脏检查,但当时并未发现问题……
2014年11月12日,大连超越俱乐部的梯队训练中,17岁的王仁龙倒地昏厥,送医急救无效离世,死因为“心源性猝死”。
20秒后,丹麦队医飞奔抵达查看;
2018年,中国足协《职业俱乐部准入规程及赛事医疗保障标准》明确规定,赛场配备AED等必要急救设备,是俱乐部获得联赛准入资格的必要条件。
37秒后,携带紧急设备的医务人员冲进场地;
不过,即使体检与急救制度升级,一些意外情况依然无法避免,命运的捉弄来得猝不及防。
如今,在中国的运动赛场,AED除颤等急救设备以及人员、知识的配备与普及,相比当年有了很大进步。除了职业联赛外,一些有条件的地区联赛、业余联赛,都会配置AED等设备,以应对突发情况。
球员的心源性猝死在历史上并不鲜见,和埃里克森的幸运相比,早年球员的医疗保障没那么健全。让全世界真正开始关注足坛心源性猝死的标志性事件,是2003年喀麦隆球员维维安-福的悲剧。
在中国足坛的历史上,心源性猝死事件亦屡有发生。
该规定强制要求:所有中超、中甲、中乙联赛的赛场,必须配备可以立即取用的AED设备,并安排有专业资质的医疗急救团队在场,救护车随时待命,这一规定从2019赛季起得到全面执行,并真的有救命之功。
2021年欧洲杯上丹麦球员埃里克森的“起死回生”,是广为人知的励志故事,一整套专业响应机制,最终救回了他的命。
赛后,普埃尔塔在返回更衣室后,心脏病再次发作,送医抢救三天后去世,死因为“心律失常性右心室心肌病”。
2007年,22岁西班牙后卫普埃尔塔在比赛中一度昏厥,经队医治疗后恢复意识,被搀扶下场。经过场边检查后,令人震惊与懊悔的一幕发生了,普埃尔塔觉得自己已经无恙,坚持要求重返场地,踢完了剩余的比赛,还做出了一次门线救险。
笔者及同事参加过北京市网络媒体足球赛(俗称网络杯),由网信办、互联网协会主办,北京市足协承办。每个比赛日,现场都会配备AED、救护车以及医疗团队,这为参赛者的运动安全提供了一定保障。
在当年联合会杯四强战喀麦隆对哥伦比亚的比赛中,28岁的福在无对抗状态下突然两眼翻白倒地,队医和急救人员紧急入场,发现他已经失去意识,呼吸心跳骤停,虽然经过持续45分钟的心肺复苏,后又送往医疗中心继续抢救,但福还是因心脏骤停去世。
可以说,埃里克森倒在这样一座球场内,是不幸中的万幸,因为这里有学过急救知识的队友、裁判,因为这里有受过专业训练的队医,因为这里有齐全程度不比救护车差的急救设备,有一整套快速反应机制。
福的离世,令国际足联、欧足联等机构开始强制普及心脏健康筛查制度,并推动职业赛场配备AED自动体外除颤仪,开展系统性急救培训。
根据北京市大型群众性活动的安全管理要求,这类大型群众体育比赛现场,必须配备AED,且确保放置在3分钟内可以取用的范围内,医疗团队标配至少1名执业医师或急救医生,同时有救护车待命。另外,参赛人员要签署风险告知书,同时集体购买运动保险。
职业足球这样一整套急救体系,是在经历了一次次惨痛案例,经过无数人的反思与努力后,才逐渐健全起来的。
自埃里克森倒地丧失意识开始:
52秒后,AED设备抵达;
5秒后,主裁判泰勒识别出危险,立即吹停比赛,召唤队医;
在当年的条件下,发生心源性猝死,抢救回来的几率是很小的,而近年来随着医疗条件进步与相关保障制度的跟进,抢救成功率有了提升。
“坚持比赛”,成为付出生命的惨痛教训,自此整个足球界达成共识:任何在场上非碰撞引起的突发性昏厥,都必须被视为最高级别的医疗警报,球员必须被立即、强制性地换下,并送往医院进行全面检查。
可以说,阿圭罗的选择虽然艰难,但却是明智的,在已出现症状性心律失常的情况下,职业足球的极端生理负荷,就像在一个不稳定的心脏电路上不断“加压”,极易引发灾难性后果,继续比赛无异于“在刀尖上跳舞”。
96秒后,开始除颤操作和心肺复苏……
可以说,如今的办赛理念,从当年的“保障赛事”,已逐渐进阶到“保障参赛者生命健康”这一层面,这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进步。
尸检报告显示,福死于“肥厚性心肌疾病”,这是一种遗传性心脏病,患者的心肌异常增厚,在剧烈运动时,增厚的心肌可能导致心腔血流梗阻,并引发致命的室颤,发病前可能毫无征兆,常规体检也难以发现。
这一事件震惊了世界,是21世纪最著名的足坛猝死事件之一,也直接改变了现代足球对球员心脏健康的认知和保障体系升级。
在普通人的印象中,职业球员是身体素质优良、心肺功能发达的典范,很难想象他们会因为心脏问题猝死,但事实上,一些隐藏的心脏疾病,反而可能被高强度、大运动量的训练比赛所诱发。
2000年10月21日,全国青年足球锦标赛(U21),青岛颐中二队的希望之星、18岁的曹春鹏在无对抗状态突然倒地昏厥,抢救无效去世,经查死因为“心肌梗塞”。
2021年10月在巴塞罗那与阿拉维斯的西甲联赛中,阿圭罗在场上感觉心脏不适,呼吸困难,他主动要求下场,随后入院进行检查,被查出患有“心室性心律失常”。在两个月的治疗与观察后,出于谨慎起见,阿圭罗在12月含泪宣布退役。
另一起与福事件一样震惊世界的猝死案例,发生在西班牙,而且过程更让人扼腕。
与普埃尔塔悲剧形成反差的另一案例,是阿根廷球星阿圭罗的主动退役。
可以说,福的悲剧,是一个将“运动员心源性猝死”这一医学问题,以最残酷的方式推到全球公众视线前的标志性事件。它不仅是足球史上的一道伤疤,更是一个转折点,直接促使全球体育界建立起更科学的心脏筛查制度和更完善的赛场急救体系。
设想一下,假如埃里克森像大多普通人那样,倒在了急救资源缺少的家里、健身房或者街头,后果恐怕将是不乐观的。
(李普利)
【球员介绍】
唯独北京国安,给从国字号赛事归来的张玉宁和茹子楠,办了一场全队在场的公开祝贺仪式,俱乐部官方层面公开表扬两名球员在国际赛事上的发挥,这个规格放在近几个赛季的中超联赛里,确实不多见。
联赛间歇期结束后,剩下的赛程就是最直接的检验。张玉宁能不能把亚运会期间的好状态带回到俱乐部锋线上,解决球队间歇期前偶尔出现的进攻衔接不畅问题;茹子楠能不能借着东盟杯夺冠的信心,在边路位置上打出更稳定的表现,把国字号的比赛经验转化成联赛里的即战力;国安这次主动公开表彰国脚的选择,能不能真正转化成球场上的成绩,而不是只做给外界看的表面功夫,这些问题的答案,都会在接下来的一轮轮联赛里慢慢浮现。
但如果因为怕出现意外,就不希望球员在国家队拼尽全力,最后形成“球员在国家队出工不出力”的默契,最后折损的是整个中国足球的水平,联赛的观赏度和竞争力也会跟着往下掉。
当然,俱乐部也要承担对应的成本:两名球员刚打完密集的国际赛事,身体疲劳是客观存在的,接下来联赛重启的前几轮,教练组需要合理安排他们的出场时间,做好轮换避免疲劳伤病,这部分的代价,是俱乐部主动选择承担的,而不是被动接受的损失。
张玉宁是作为超龄球员,跟着U23男足在名古屋亚运会拿到了铜牌,整支年轻的队伍里,他是前场最稳定的支点,禁区里的身体对抗、背身拿球做墙、回撤衔接中场出球,几乎都是他带着小队员扛过了一场场硬战。
以前大家总觉得,俱乐部的联赛利益和国家队的比赛任务是天然矛盾的,要保联赛成绩就得在国家队任务上打折扣,要支持国家队就得牺牲俱乐部的短期成绩。但国安这场没做太多宣传的队内祝贺仪式,其实给出了另一种可能性:两者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球员在国际赛场上拼出来的信心、攒下的比赛经验,最后都会回到俱乐部的赛场上。
这种顾虑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熟悉国安阵容的球迷都清楚,张玉宁在锋线上的作用,目前队里还没有人能完全替代。这个赛季打到间歇期前,他的前场争顶成功次数、背身做球次数,在中超同位置本土球员里都排在前列,他不在场上的时候,国安的前场进攻往往少了最扎实的那个支点:边路传中找不到稳定的落点,中场推进到禁区前沿,也没有能扛住对方后卫把球做给队友的墙,进攻效率往往会打折扣。
更重要的是,很多俱乐部慢慢意识到,能在国家队稳定打上比赛的球员,回到联赛之后的状态往往比只跟着俱乐部训练的球员更好,国际比赛的节奏和对抗强度,本身就是比日常训练质量更高的状态保持方式,只要科学调整体能,国脚的比赛经验和信心提升,最终都会回馈到俱乐部的赛场上。
这次亚运会他作为超龄球员,带着一群比自己小四五岁的年轻球员打满关键场次,相当于在比联赛更高强度的国际比赛里保持了竞技状态,而不是在间歇期留在基地养伤或者调整,对俱乐部来说,这样的“抽调”,其实不是损失。
刚结束的这个国家队比赛间歇期,不少中超俱乐部都在掐着点算国脚归队的时间,队医组提前准备好康复方案,教练组忙着调整缺阵期间的训练计划,大家心照不宣的顾虑是:球员在国家队拼得太凶,回来带着疲劳或者伤病,影响联赛收官阶段的成绩。
另一边的茹子楠,跟着国字号队伍出战东盟杯,最终随队拿到冠军,决赛对阵柬埔寨的较量中,他在边路的往返覆盖给球队提供了足够的防守硬度和进攻宽度。两个不同位置、不同年龄段的球员,在同一个间歇期里带着国际赛事的荣誉回到俱乐部,等来的不是“注意休息调整状态”的常规叮嘱,而是全队公开的祝贺。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国脚抽调就没有任何风险。过去几个赛季,确实出现过球员在国家队比赛中受伤,回到俱乐部后长期缺阵,直接影响球队赛季成绩的案例,这种客观存在的风险,也是过去很多俱乐部对国脚征调持保守态度的核心原因。
这场十几分钟的祝贺仪式,最直接的影响其实在更衣室里。张玉宁作为已经在联赛和国家队证明过自己的老队员,带着年轻队友在国际赛场拿了奖牌回来,在队里的话语权自然会更重,也能更主动地把国际比赛里的经验传给年轻队友;茹子楠作为正在上升期的年轻球员,拿到国际赛事冠军之后得到俱乐部的公开认可,自信心的提升会直接反映在接下来的训练和比赛里。
这两年联赛的大环境其实已经在悄悄变化。足协一直在调整国脚征调的配套政策,过去俱乐部只承担球员被抽调的时间成本和伤病风险,现在不仅有相应的政策补偿,俱乐部的国脚输送数量、球员在国字号队伍的出场时间和表现,还会和俱乐部的年度行业评优、青训体系评级直接挂钩。
另一边的茹子楠,是国安这个阵容周期里逐渐冒头的边路多面手。此前在联赛里,他的出场时间不算绝对稳定,边路位置上的竞争一直很激烈,这次能在国际赛事里作为轮换甚至主力球员拿到冠军,相当于在国字号的平台上证明了自己能适应高强度的比赛节奏,回来之后不管是作为主力轮换还是替补奇兵,都给教练组多了一个靠谱的战术选择。
放在前些年,这样的场景很难想象。很长一段时间里,中超俱乐部面对国脚征调的第一反应往往是“算损失”:球员缺席至少两周的俱乐部合练,回来要倒时差、调状态,万一在国际比赛里受伤,后续联赛的排兵布阵直接受影响,尤其是联赛打到收官阶段,每一分都关系到最终排名和下赛季的参赛资格,不少俱乐部私下里都有过默契,希望球员在国家队别拼到受伤,更别说专门腾出训练时间,办一场正式的仪式公开表彰。
俱乐部在这个时候公开表扬,其实也是给全队年轻球员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只要你在场上拼尽全力,不管是身披俱乐部球衣还是国家队球衣,你的贡献俱乐部都看得见。
毕竟,愿意为胸前的国家队徽章拼到最后的球员,回到联赛里,也更愿意为身上的俱乐部队徽跑完最后一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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