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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事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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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分析】
北京时间11月12日消息，2023-2024赛季CBA常规赛第9轮结束两场比赛的争夺。
浙江队：余嘉豪20分10篮板4助攻，程帅澎18分4篮板4助攻，王仔路14分，王奕博14分6助攻，吴前13分6篮板，佩里11分7篮板6助攻，陆文博10分5篮板，盖利9分8助攻5抢断3篮板，刘懿霆9分，林孝天7分。
山西101-100广厦
广厦队：孙铭徽16分16助攻3抢断，胡金秋24分，朱俊龙13分4篮板3助攻，奥利弗11分11篮板2盖帽，赵嘉仁10分，沃顿8分7篮板4助攻，李金效14分。
第一节，两队进攻端手感都不错，双方先后7次战成平分，节末广厦打出一波8-2，山西26-31落后。第二节，比赛异常激烈，两队在5-8分的分差上反复争夺，广厦在节末发力，李金效连投带罚连得8分，广厦拉开分差，山西48-60落后。
天津队：詹姆斯27分10篮板，马克23分、时德帅11分4篮板，岳鸿博9分7篮板，李荣培9分，赖俊豪8分7篮板，时德帅4分4助攻3篮板，罗切斯特4分3助攻。
第三节，两队命中率都有所下降，山西一度将分差缩小到5分，广厦及时调整稳住局面，山西单节追回3分，69-78落后广厦。第四节，山西开局轰出12-5迅速缩小分差到2分，山西气势正盛很快反超比分，关键时刻孙铭徽连投带罚连得4分，最后7秒广厦领先2分。张宁远投造奥利弗犯规3罚3中，时间只剩1秒，最终，山西101-100逆转绝杀广厦。
浙江130-97天津
山西队：张宁18分，原帅14分6篮板，葛昭宝20分10篮板2助攻，施韦德29分8篮板14助攻，邢志强4分5篮板2助攻，韩霈瑜8分，泰勒8分。
（勿忘初衷）
【球队数据】
2026-2027赛季，是CBA联赛的第32个赛季，但是在刚刚结束的赛季新闻发布会上，今年的新赛季被很多人看作是又一个“元年”。
在新赛季的新闻发布会上，关注度最高的就是时隔多年重新回归的联赛升降级制度。
根据CBA公司在10月9日公布的外援注册信息来看，新赛季即将拉开大幕，还有6支球队只有两个外援，其中广东男篮在最新的名单中只有卢卡·博日奇一个外援。按照这位经纪人的观察，新的外援政策在强弱队上的差距也会被放大，工资帽按成绩阶梯设定，强队凭借更高的薪资上限和更成熟的体系进一步巩固优势，“联赛排名靠后的队伍，容易陷入钱少和容错低的双重困境。这就逼着球队管理者在引援上更理性，也考验着中小俱乐部的财力与运营。而且在季后赛阶段，外援工资帽还会根据比赛进程递增，这也会让有些球队考虑在什么阶段去引入更高水平的外援。”
如果把这些动作叠加起来分析，所有改革的方向是一致的：把更多比赛给本土球员、把生存压力给球队、把供血通道给年轻人、把干净的赛场还给联赛。这些举措都是回答外界讨论已久的那个问题，“作为中国最高级别的职业联赛，CBA应该为中国篮球承担些什么责任”。
除了升降级制度和外援收紧，CBA的新赛季呈现出了体系化的改革——新赛季常规赛扩至46轮、共460场比赛，较上赛季增加4轮40场；季后赛恢复“3—5—5—7”赛制，12进8为三场两胜，四分之一决赛与四强战为五场三胜，总决赛为七场四胜。
相对于在球迷圈里最有话题度的升降级，新赛季的外援政策调整，则被认为是一次“更显内行”的改革尝试。
与此同时，外援整体工资帽由固定限额改为按球队所处比赛阶段阶梯设定——常规赛阶段，第13—20名为400万美元、第5—12名为450万美元、第1—4名为500万美元；进入季后赛后逐级上浮。
此前的新赛季CBA联赛工作会议上，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CBA联赛组委会主任张家胜就直言，中国篮球正处在“爬坡”过坎、不进则退的关键阶段。这句话点破了中国篮球亟需改变的根本问题，那就是无论赛制如何设计、外援如何收缩，最终在国家队成绩上需要交出一份成绩单，而这份成绩单中有CBA联赛的一份分数。
具体而言，CBA第20名对阵NBL第1名、CBA第19名对阵NBL第2名，采取主客场两回合累计得分制，NBL球队先打主场。两组胜者在完成工资帽合规审查等赛后综合评估后，才能获得下一赛季的CBA准入评估资格；若有胜者未通过评估，则由落败队伍递补。这也就意味着，升降级并不是“赢球即升级”这么简单，而是一扇留了评估门槛的“半开的门”。
如今外援政策的收紧，就是希望适度压缩外援对球权的垄断，让本土球员在比赛关键回合中承担更多责任，以提升战术执行力。规则真正递给本土球员的，是一份“机会”，而不是一份“答案”：球权腾出来了，本土球员能不能接得住、扛得起，才是这个赛季真正要检验的。
而这个赛季，CBA联赛给出的方案是，每家俱乐部可同时注册3名外籍球员，同一俱乐部赛季累计最多注册6人次。上个赛季，这两项外援政策的数字分别是4名和8人次。名额与更换空间同时被压缩，不仅如此，被替换的外援同一赛季不得再加入其他CBA或NBL俱乐部。
不久之前，中国男篮在名古屋亚运会上仅获得第四名，创造队史亚运的第二差战绩，CBA联赛作为国家队人才培育和成长最肥沃的一块土壤，自然遭遇连带问责，也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CBA联赛拿出了他们的改革方案——恢复取消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把外援注册人次从8人次缩减到6人次、常规赛扩至46轮、季后赛恢复长赛制，同时升级青年联赛并且严抓反兴奋剂工作。
不过，升降级真正能够给联赛竞争带来哪些积极影响，依旧有待观察。名额只有两个，且附着一整套评估流程，短期内不会重塑积分榜头部格局，对NBL的“开口”也相对克制。不仅如此，升降级能否“激活”CBA联赛，还取决于NBL整体水平以及俱乐部的能力。
但所谓的又一个“改革元年”，机制的改变只是起点。
事实上，过去好几个赛季，CBA的外援政策一直都在进行微调，为的就是找到外援和本土球员在比赛使用率上的一个平衡。
“对俱乐部而言，最直接的影响是容错率骤降。过去那种三天两头就想着换外援的情况基本上没有了。”一位不愿具名的外籍球员经纪人告诉澎湃新闻记者，靠频繁更替来修正阵容的建队方法基本上被堵死了，“现在俱乐部找外援更谨慎了，你会发现很多球队放弃旧外援的优先续约权，然后重新选外援，甚至是原本谈好的第四外援的合同也被迫中止。”
外援名额收紧，逼出的是谁的机会
就如这种观点所指出的，联赛升降级带来的改变，更多落在了“态度”的重构上。新赛季里，一支即便无缘季后赛的球队，也必须为常规赛排名而战，竞争从“为名次”延伸到了"为生存"。这在国内联赛中是一种久违的机制刺激。
也正因如此，当CBA新赛季重新引入升降级机制时，不少中国篮球业内专家都表示支持。一部分人认为，这是治理中国篮球“心态问题”的一剂猛药，毕竟，在这样的竞争模式下，垫底球队不会出现“一败再败也无所谓”的状态，而NBL球队也看到了“冲上来”的可能。
年轻球员的“供血机制”也被进一步制度化。中国篮球发展联赛（CBDL）全面升级，20家俱乐部均须派队参赛，球员以18至24岁的青年球员为主，共进行292场比赛。国内球员注册方面，新赛季共337人完成注册，其中67人为首次注册，俱乐部青训输送比例持续上升……这些数字，指向的是未来5至10年国家队的人才储备。
20多年后，当CBA重新使用升降级制度，它更像是一个“治疗心病”的起点，让联赛中的所有俱乐部以一种更积极的心态去面对新赛季。
CBA上一次实行升降级，还要追溯到2004—2005赛季之前。此后20余年，联赛实行准入制，既没有降级压力，也鲜有升级通道。用此前不少篮球圈内人士的评价，对于中国职业联赛目前的状况而言，没有退出机制，积分榜末尾球队可以安心”摆烂”，联赛可以说是“一池温水”。中国新闻网此前就评论道：没有升降级，竞争力不足的球队可以安心“摆烂”，这对联赛整体竞争力是一种损害，“一池温水的联赛需要升降级刺激”。
此外，反兴奋剂的把关同样被提到台前。新赛季实施反兴奋剂准入制度，所有参赛人员均须完成准入，联赛继续执行《高价值场次评定办法》《青少年友好型赛场记分制度》《从业人员道德规范》三项制度都凸显出联赛在“净化赛场”上面临的压力与决心。
只不过，这道题，CBA联赛的管理者们已经解了很久，但总是没有找到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次的联赛改革，会是成功解题的第一步吗？
其实，CBA的一批批管理者们从很早以前就在研究如何寻找保持比赛激烈和精彩以及国内球员使用率的平衡，但是从最近几年中国篮球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来看，收效甚微。
《工人日报》的评论就指出，“名古屋亚运会上中国男篮在淘汰赛阶段无人能‘接管比赛’，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联赛中关键角色长期由外援扮演，本土球员缺乏在高压下处理球的能力。”
根据中国篮协下发的《中国篮球协会关于印发2027年职业联赛升降级办法和竞赛规程的通知》，2026—2027赛季CBA常规赛排名第19名、第20名的两支球队，将与2026—2027赛季NBL联赛排名前两名的球队，在2027年4月15日至21日进行升降级附加赛。整个赛事分为赛前评估、附加赛、赛后评估、结果公布四个阶段。
更多的比赛、更长的系列赛、更年轻的赛场，从数据上看确实能给本土球员更充分的高强度锻炼机会，但最终的效果如何，依旧有待时间的检验。
一系列改革措施都指向同一个命题：CBA能不能把“比赛够热闹”转化为“本土球员有进步”。
10月16日的揭幕战，卫冕冠军上海久事将迎战深圳马可波罗，CBA把舞台的幕布拉开了一角。升降级制度、外援政策、全新赛程，每一项改革背后，都是中国篮球对联赛的一次重新托付。接下来要看的，就是本土球员能不能接住这些机会，在延续CBA联赛“精彩热闹”的同时，把经验积累转化成能力提升，真正沉淀成中国篮球走上国际舞台的底气。
联赛升降级，一扇“半开的门”
10月16日，新赛季的CBA常规赛就将正式拉开大幕。12日，新赛季的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彼时，CBA公司董事长就给这个赛季定了调：“新赛季将是执行升降级制度、联赛一体化改革集中推进的第一个赛季。”
又一个改革“元年”，中国篮球能等到想要的答案吗
【历史交锋】
谢丽丽最早是练柔道的，后来转项到拳击，按她自己的话说：“我是真的很喜欢拳击”。
除了个别金字塔尖的选手外，大部分拳手在退役后自谋生路，可选的路并不算宽。在社会上开拳馆、带课教拳是主流，还有人去当保镖，去卖力气。早年还曾有过退役拳手打黑拳的报道，即参与地下拳赛，赚取出场费，但这类比赛通常与赌博挂钩，属于违法范畴。
谢丽丽是黑龙江人，2009年从浙江队交流到北京队，成为北京女子拳击队的队长。但即便这样，因为户口问题，她的基本成绩津贴只有每月2千元，远低于有北京户口的队员。
退役时，谢丽丽又遇到了麻烦，她被告知，没有户口，就拿不到退役费。这笔预计十几万的费用，本是运动员用运动生涯换取的，但因为户口问题拿不到钱，谢丽丽不得不找到媒体寻求帮助。
谢丽丽回忆：“基本只是防守，就是让客人打……”谢丽丽记得，那一晚靠“挨打”挣了300块钱，但心里却非常不是滋味。面对客人的询问，她刻意回避自己的国家队经历，“如果说自己以前是国家队的，可能客人更多，但我说不出口……”
据谢丽丽回忆，当初交流来北京队，得到过落实户口的承诺，却被一拖再拖。“队里说拿全国前三就能办户口，身份也能转为正式，我拿了三次全国冠军，每次找队里，都拖着不办，说下次比赛拿了成绩再办。”
刚退役的那段日子，谢丽丽和几个队友一起借钱筹钱，在北京常营开了个拳击教室，但入不敷出，不足以维持生计。“我借了3万块，馆里的柜子都是别人送的，别人不要，我抬过来的。”
“练拳这么多年，每天都很苦。早晨是5千米的有氧跑，一年四季不间断，跑完是空击、打沙包等练习，还有训练和实战，一天下来要打出上万拳。”
比如在山东烟台的“闹海拳击狂欢季”职业组比赛中，谢丽丽出战女子超轻量级，并取得了胜利。自从出战商业赛以来，谢丽丽保持着全胜纪录。尽管多年没有专业训练，但从出拳、打手靶的动作看，谢丽丽依然是又快又狠，国家队级别拳手的底子仍在。
这类商业赛事，既有职业组，也有白领组，职业组邀请高手参赛，而白领族则由普通人参加。这种全民参与拳击的模式，目的是打造“体育+文旅”的商业创新，说白了有点类似今年火爆异常的“苏超”足球赛。
今年6月，36岁的谢丽丽复出再战拳台，开始参加一些“职业赛事”，更准确的说是商业赛。
再后来，谢丽丽又开起了拳馆，起名叫“楠拳社”，这名字和她打拳时的外号“楠哥”相呼应。
谢丽丽披露，当时北京队的运动员有正式队员、聘用队员的差别，本地户籍与外地户籍的待遇差别也很大。
不过，残酷现实又一次横亘在谢丽丽面前，疫情之下，重资产的创业项目几乎全部遭到重创，场地、人员的经费重压，成了她每天都要面对的难题。
像谢丽丽这样专业出身的高水平选手，在这类比赛中会很受青睐，她们的专业背景与身份，是赛事打造自己品牌效应时所需要的金招牌。
凭着天赋和苦练，谢丽丽一路打到了顶尖水平。2012年和2014年，谢丽丽代表中国拳击队参加了世锦赛和亚锦赛，个人最好成绩是亚锦赛亚军，另外，她在生涯中还曾三次夺得全国冠军。
有朋友介绍她到酒吧表演，两个拳手在台上打给客人看，台下客人看得兴起，付费上台和拳手“过招”。
当时她和一批效力北京队、但没有北京户口的外地运动员，一起维权，讨要退役安置费，也揭开了当时“北漂”运动员的痛点。
“毕竟我们付出这么久，最后连最起码的一个安慰都没有。青春和身体都贡献给体育事业了，到头来我们什么都没有，有很多我们这样的运动员，但真正站出来维权的没有几个。很多不是北京的，走了以后回到老家，找个工作打工，就只能这样不了了之。”
当时和谢丽丽一起的，还有几个和她情况类似的北京队外地户籍队员，有游泳队的、有跳水队的，还有赛艇队的。
当时的市场机会看起来不错，拳击与健身之间产生了关联，练拳不为达到多少水平，只是为了挥洒汗水、释放情绪。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尤其是女孩子，将拳击视为一种很酷的锻炼方式。
他们披露的情况各不相同，有人因为年龄被改了，与原籍信息对不上，户口既落不到北京、也回不了原籍，几乎成了黑户；有人因为当初的工作协议被运动队“弄丢了”，想仲裁也无证据；有人被运动队注册了北京某中学的学籍，成了中学生，代表该中学比赛拿成绩，从而影响了后来的户口派遣机会；还有人本想继续效力，但领队代他写了退役申请，然后就停发了工资……
2015年9月，谢丽丽退役，并一度成为媒体关注的对象，不过，那时她的角色不再是冠军，而变成了“维权者”。
为了生计，谢丽丽曾有过不少尝试，她自己最想忘掉、却又难以忘记的经历，是到酒吧“挨打”。
尽管有人诟病这类比赛脱离了体育竞技范畴，更像是文旅项目，但必须承认，这样的模式，在带动普通人关注体育、参与体育的同时，带起了热度，搭起了舞台，也确实也会让更多体育人得到机会、从中受益。（二头）
【球员介绍】
中青赛北京赛区U10组踢假球的新闻，日前闹得沸沸扬扬，也挖出了中国足坛青训体系中依然存在的某些弊端，看似只是基层的“小事”，但这样的土壤与环境，能培育出什么样的苗子，实在令人担心。
这种对孩子心理与人格的基本尊重，它不保证每个孩子都成球星，但至少让更多孩子愿意在体系里待得更久——而“待得久”，恰恰是晚熟球员的生存前提。
“在日本能成为职业球员的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孩子将来都会进入社会，从事和足球无关的工作，但他们会说：还好当初学了足球，在足球中学到的东西，在社会上真的有用。足球是团队运动，要和队友一起合作，这都需要思考和沟通能力，判断力、执行力、解决问题的能力都可以通过踢球来培养，这些正是步入社会后必备的能力。”
归根结底，踢球的孩子，不该只是绿茵场上的棋子，只会走教练划的棋路。对于青训来说，踢赢比赛和踢球育人，孰轻孰重，孰因孰果，确实值得思考。日本青训被外界反复研究，但真正让体系运转的，恐怕不是某一条“训练方法”，而是一整套对“人”的理解：
“在日本人心中，往往有一种传统心理，不愿承担责任、害怕冒险的心理，待在集体里会觉得安心，因为责任似乎被分散了。但对于足球来说，在这种心理之外，也要寻求个人自我表达的平衡，才能不断成长。鼓励选手们不必过分拘谨，表现自己，让他们更勇敢的去尝试和挑战。”
“请不要轻易断定孩子有没有天赋，要多关注孩子是否拥有对足球的热情。有很多暂时无法提升自己的孩子，比周围人逊色，踢不上比赛，被教练批评，也有很多孩子为了成为身边优秀者那样的球员而努力，为了追求更高目标而愿意改变自己。”
“相反，很多在12岁到15岁踢得不够好、心怀不甘的孩子，是因为身体发育跟不上，没法自如发挥，他们中有些人会在16岁、17岁迎来爆发式成长，这种18岁前经历过很多挫折的孩子，到了20岁反而一下子突飞猛进。”
这里的关键并不是“日本就没有人情社会”，井上也承认日本社会有复杂的人际结构与上下关系；关键在于——青训岗位把“足球判断权”牢牢握在专业人员手里，并形成组织层面的保护机制。
井上说：“我认为敢于表达自己的主张，是自我表现的重要方式，也意味着去承担个人责任。”
学校教育和足球教育，是相通且互补的，在家庭、学校、社会里学到的东西，与踢球学到的东西，同时支撑起一个孩子的未来发展。
不急功近利，而是重视对孩子的培养，讲究耐心，通过体系的设立与帮助，反复给孩子机会，让他们中的佼佼者哪怕冒尖的晚一点，也能有机会出头……井上认为，这是日本足球青训强大、人才源源不断的根源。
“当我指导一个15岁的球员时，那是一场正式比赛，半场休息通常由教练回顾上半场，发现问题，然后针对下半场讲需要改善的地方。当我试图去讲话时，那个小球员已经拿着战术板，面对队友在讲了：如何组织、如何解决问题、下半场我们该怎么做……”
“日本社会确实存在上下关系，但是否作为一个必须遵守的铁律在流传？其实正在发生变化。”
“能成为职业球员的人是有限的，在中国和日本都是这样，只有极少数选手能走上职业道路。什么时候决定一个人能否走职业之路？大多球员是在18岁，在日本来说，是21岁到22岁左右才能确定下来，绝对不会在12岁、15岁就盖棺定论。”
井上回忆，比输赢更让他欣慰的，是看到孩子跳出教练的指挥，开始作为独立个体去思考、去成长。
“我在日本青训一线工作了20年，几乎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如果教练向这种东西低头，那他就不配做教练。”
“足球课目的就是让男孩女孩一起开心踢球，所以足球课并不能提升孩子的球技，日本孩子想踢得更好，就会加入足球俱乐部，去足球培训班学习，这是日本学校足球教育的现状。”
井上孝浩，日本青训从业者，福冈黄蜂俱乐部青训总监，曾培养过富安健洋等优秀球员。关于青训，井上很乐意谈一谈他的认知与心得，从他的视频分享中，我们既感慨日本青训在一些细节上的认真，而更警醒和痛心的其实是某些大环境上的差别，即足球所植根的“社会文化土壤”的不同。
日本社会传统文化中，某些被视为桎梏的因素，比如过于严苛的等级尊卑意识、集体化从众心理等，是否会对足球圈的进步产生不良影响？井上认为，文化及思维层面的影响是难免的，但已经有了积极的改变。
“对孩子来说，最重要的是制定一个自我承担责任的范围，让孩子自己做决定，自己承担责任，也因为是他们自己做出的决定，所以自然而然会去努力，并承担责任。父母、教练这些别人做的决定，责任就不会落在孩子身上，但是要孩子珍惜自己做决定的过程，决定目标，制定计划，当自己想要完成一件事时，他们要掌握所需的东西，这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
井上的这番分析，也许可以解释中日两国青少年球员的某种对比反差。前国脚杨旭就说，中国孩子的特点是听话，场上怎么踢，一切听教练的，但日本小球员往往表现出更强的独立思考能力。
井上提到的另一个关键点是：几乎所有日本青训参与者，都重视孩子的在校学习，甚至优先级放在踢球之前。他们认为，在这个年龄段培养出优秀的综合学习能力，将决定孩子未来能走多远。
日本足球的体教结合，在基础与提高这两个环节分得很清楚。学校里也有足球课，但那是为了培养兴趣，而真想继续踢好球，要靠个人去俱乐部、社会机构“练级”。
“如果教练在挑选首发、决定派谁上时，脑子里想的是家长的脸色，那就太糟糕了。教练必须只看孩子的表现，做出公正评价，思考如何让孩子成长，基于这一点来确定首发，我认为确保不受家长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在中国的各级球队中，时常有这样的传闻：为让孩子踢主力，要搞好和教练的关系，甚至家长还要“上供”，对此人们似乎已见怪不怪。当这个问题被提给井上时，他却觉得是个新鲜事。
“对于教练来说，两件事不能做。第一，不否定孩子的人格，不否定孩子作为个体的存在，教练说出怎样的话、给予怎样的指导，这很重要。比如说‘输球就是因为你’、‘有你在球队气氛都变差了’这类话，孩子听了一定不想继续在这里踢球了。第二，不与其他球员做比较，唯一比较的是和过去的自己比，这能提升孩子想变好的动力。”
“你如果问日本教练，几乎所有人都会回答：上学更重要。只有保证自己的在校学习时间，在个人生活上也能稳定下来，才能把精力投入到足球中，我们都是这么认为的。在日本如果学习成绩不好，甚至连踢球资格都可能被剥夺。”
“我们作为教练，必须去看清每一位球员的成长高峰什么时候会来，12岁时就决定一切是完全不可取的。反倒是很多小时候被看好，觉得‘这孩子一定能成为职业球员’的人，最后反而没成。”
“和前辈接触时当然要保持礼貌，使用敬语认真打招呼，怀着敬仰去尊重，但前辈借此去支配、命令后辈做事的这一状况，已经逐渐改变了。前辈会通过实际行动来示范，比如准备器材和整理场地，让后辈观察和学习，即使是前辈也会为球队整理行李。”
“在日本，不觉得礼仪教育是什么‘高等教育’，因为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比如打招呼、对队友的感恩、对父母的感恩，这些都是平时在场下培养的，再比如球队器材，捡球、搬球门、摆放标志桶……孩子们都会比教练更早来球场，自己动手。”
“在日本的教育体系里，首先是学校，然后才是足球。你看过在欧洲活跃的日本球员采访吗？他们几乎不需要翻译，直接用英语、意大利语、法语回答采访，正是这些学习能力很强的球员，如今在欧洲大放异彩，我认为这已经成为了日本球员的标准素养了。”
“在日本学校里教足球课的老师，是班级的班主任，并不是足球教练。日本学校确实有足球课，但只占全部体育课的10%左右，剩下的内容都是单杠、体操、跳箱、垫上运动、躲避球之类。”
一个社会、社群的传统文化思维惯性是极为强大的，有时候，要想做出改变，需要努力去挣脱这种惯性。井上认为，至少在足球青训层面，日本足坛一直在努力摆脱这种社会心理惯性，鼓励孩子去独立思考。
如何让教练只对足球负责、让孩子对自己负责、让家长对环境负责；以及更重要的——把成才时间表往后移，把“能否赢下眼前这场球”、“能否踢成职业”这个执念，从青少年身上拿掉。
“如果有家长试图对孩子的比赛施加压力，作为管理者，我会严肃提醒他们。为教练创造干净的环境，让他们能安心指导孩子，我认为这样的环境很重要。”
杨旭说：“主动思考能力在中国孩子来说非常差，在日本小朋友中相对就很好，而且会把它带到球场上，更多通过自己的判断阅读比赛，而不是教练指挥。教练只是给小朋友一个范围，内容自己填写，而中国教练更多告诉你，就应该这么踢，必须这么踢。”
在井上的理念中，树人是第一位的，而孩子在低龄阶段的成绩，其实并不那么重要。
“对孩子们来说，这早已是理所当然的习惯，场地脏了就打扫干净，训练比赛结束把一切整理好再离开。在学校里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到了足球场孩子们也会理所当然的这样做。”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近年来，中国足球圈一直有呼声，希望踏实下来学习日本青训，但从这次10岁孩子打假球的事件看，不先割除中国足坛某些社会文化、思维习惯上的疾瘤，那么哪怕是再好的模板搬过来，恐怕也会在这个大环境下变味走形。
“日本青训能做到稳定的培养人才，绝不早早扼杀孩子的才能。直到大学、直到22岁，都能持续接受青训，这种环境在日本全国各地都存在，也是日本稳定人才培养体系的强项。”
“当我看到这一幕，我很开心，教练员的作用是什么？通过教导帮助孩子掌握技能，但毕竟球员自己的成长才是关键，亲眼见证这样的时刻，球员自主思考并去努力执行时，他就成长了很多。”
最关键的，是所有青训都要面对的那个问题：我们的青训培养的究竟什么？是尽快赢下青少年比赛的技能，还是让孩子在更长时间维度变得更强、更成熟、更能承担责任——无论他最终能不能成为职业球员。（二头）
【比赛分析】
北京时间11月12日消息，2023-2024赛季CBA常规赛第9轮结束两场比赛的争夺。
浙江队：余嘉豪20分10篮板4助攻，程帅澎18分4篮板4助攻，王仔路14分，王奕博14分6助攻，吴前13分6篮板，佩里11分7篮板6助攻，陆文博10分5篮板，盖利9分8助攻5抢断3篮板，刘懿霆9分，林孝天7分。
山西101-100广厦
广厦队：孙铭徽16分16助攻3抢断，胡金秋24分，朱俊龙13分4篮板3助攻，奥利弗11分11篮板2盖帽，赵嘉仁10分，沃顿8分7篮板4助攻，李金效14分。
第一节，两队进攻端手感都不错，双方先后7次战成平分，节末广厦打出一波8-2，山西26-31落后。第二节，比赛异常激烈，两队在5-8分的分差上反复争夺，广厦在节末发力，李金效连投带罚连得8分，广厦拉开分差，山西48-60落后。
天津队：詹姆斯27分10篮板，马克23分、时德帅11分4篮板，岳鸿博9分7篮板，李荣培9分，赖俊豪8分7篮板，时德帅4分4助攻3篮板，罗切斯特4分3助攻。
第三节，两队命中率都有所下降，山西一度将分差缩小到5分，广厦及时调整稳住局面，山西单节追回3分，69-78落后广厦。第四节，山西开局轰出12-5迅速缩小分差到2分，山西气势正盛很快反超比分，关键时刻孙铭徽连投带罚连得4分，最后7秒广厦领先2分。张宁远投造奥利弗犯规3罚3中，时间只剩1秒，最终，山西101-100逆转绝杀广厦。
浙江130-97天津
山西队：张宁18分，原帅14分6篮板，葛昭宝20分10篮板2助攻，施韦德29分8篮板14助攻，邢志强4分5篮板2助攻，韩霈瑜8分，泰勒8分。
（勿忘初衷）
【球队数据】
2026-2027赛季，是CBA联赛的第32个赛季，但是在刚刚结束的赛季新闻发布会上，今年的新赛季被很多人看作是又一个“元年”。
在新赛季的新闻发布会上，关注度最高的就是时隔多年重新回归的联赛升降级制度。
根据CBA公司在10月9日公布的外援注册信息来看，新赛季即将拉开大幕，还有6支球队只有两个外援，其中广东男篮在最新的名单中只有卢卡·博日奇一个外援。按照这位经纪人的观察，新的外援政策在强弱队上的差距也会被放大，工资帽按成绩阶梯设定，强队凭借更高的薪资上限和更成熟的体系进一步巩固优势，“联赛排名靠后的队伍，容易陷入钱少和容错低的双重困境。这就逼着球队管理者在引援上更理性，也考验着中小俱乐部的财力与运营。而且在季后赛阶段，外援工资帽还会根据比赛进程递增，这也会让有些球队考虑在什么阶段去引入更高水平的外援。”
如果把这些动作叠加起来分析，所有改革的方向是一致的：把更多比赛给本土球员、把生存压力给球队、把供血通道给年轻人、把干净的赛场还给联赛。这些举措都是回答外界讨论已久的那个问题，“作为中国最高级别的职业联赛，CBA应该为中国篮球承担些什么责任”。
除了升降级制度和外援收紧，CBA的新赛季呈现出了体系化的改革——新赛季常规赛扩至46轮、共460场比赛，较上赛季增加4轮40场；季后赛恢复“3—5—5—7”赛制，12进8为三场两胜，四分之一决赛与四强战为五场三胜，总决赛为七场四胜。
相对于在球迷圈里最有话题度的升降级，新赛季的外援政策调整，则被认为是一次“更显内行”的改革尝试。
与此同时，外援整体工资帽由固定限额改为按球队所处比赛阶段阶梯设定——常规赛阶段，第13—20名为400万美元、第5—12名为450万美元、第1—4名为500万美元；进入季后赛后逐级上浮。
此前的新赛季CBA联赛工作会议上，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CBA联赛组委会主任张家胜就直言，中国篮球正处在“爬坡”过坎、不进则退的关键阶段。这句话点破了中国篮球亟需改变的根本问题，那就是无论赛制如何设计、外援如何收缩，最终在国家队成绩上需要交出一份成绩单，而这份成绩单中有CBA联赛的一份分数。
具体而言，CBA第20名对阵NBL第1名、CBA第19名对阵NBL第2名，采取主客场两回合累计得分制，NBL球队先打主场。两组胜者在完成工资帽合规审查等赛后综合评估后，才能获得下一赛季的CBA准入评估资格；若有胜者未通过评估，则由落败队伍递补。这也就意味着，升降级并不是“赢球即升级”这么简单，而是一扇留了评估门槛的“半开的门”。
如今外援政策的收紧，就是希望适度压缩外援对球权的垄断，让本土球员在比赛关键回合中承担更多责任，以提升战术执行力。规则真正递给本土球员的，是一份“机会”，而不是一份“答案”：球权腾出来了，本土球员能不能接得住、扛得起，才是这个赛季真正要检验的。
而这个赛季，CBA联赛给出的方案是，每家俱乐部可同时注册3名外籍球员，同一俱乐部赛季累计最多注册6人次。上个赛季，这两项外援政策的数字分别是4名和8人次。名额与更换空间同时被压缩，不仅如此，被替换的外援同一赛季不得再加入其他CBA或NBL俱乐部。
不久之前，中国男篮在名古屋亚运会上仅获得第四名，创造队史亚运的第二差战绩，CBA联赛作为国家队人才培育和成长最肥沃的一块土壤，自然遭遇连带问责，也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CBA联赛拿出了他们的改革方案——恢复取消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把外援注册人次从8人次缩减到6人次、常规赛扩至46轮、季后赛恢复长赛制，同时升级青年联赛并且严抓反兴奋剂工作。
不过，升降级真正能够给联赛竞争带来哪些积极影响，依旧有待观察。名额只有两个，且附着一整套评估流程，短期内不会重塑积分榜头部格局，对NBL的“开口”也相对克制。不仅如此，升降级能否“激活”CBA联赛，还取决于NBL整体水平以及俱乐部的能力。
但所谓的又一个“改革元年”，机制的改变只是起点。
事实上，过去好几个赛季，CBA的外援政策一直都在进行微调，为的就是找到外援和本土球员在比赛使用率上的一个平衡。
“对俱乐部而言，最直接的影响是容错率骤降。过去那种三天两头就想着换外援的情况基本上没有了。”一位不愿具名的外籍球员经纪人告诉澎湃新闻记者，靠频繁更替来修正阵容的建队方法基本上被堵死了，“现在俱乐部找外援更谨慎了，你会发现很多球队放弃旧外援的优先续约权，然后重新选外援，甚至是原本谈好的第四外援的合同也被迫中止。”
外援名额收紧，逼出的是谁的机会
就如这种观点所指出的，联赛升降级带来的改变，更多落在了“态度”的重构上。新赛季里，一支即便无缘季后赛的球队，也必须为常规赛排名而战，竞争从“为名次”延伸到了"为生存"。这在国内联赛中是一种久违的机制刺激。
也正因如此，当CBA新赛季重新引入升降级机制时，不少中国篮球业内专家都表示支持。一部分人认为，这是治理中国篮球“心态问题”的一剂猛药，毕竟，在这样的竞争模式下，垫底球队不会出现“一败再败也无所谓”的状态，而NBL球队也看到了“冲上来”的可能。
年轻球员的“供血机制”也被进一步制度化。中国篮球发展联赛（CBDL）全面升级，20家俱乐部均须派队参赛，球员以18至24岁的青年球员为主，共进行292场比赛。国内球员注册方面，新赛季共337人完成注册，其中67人为首次注册，俱乐部青训输送比例持续上升……这些数字，指向的是未来5至10年国家队的人才储备。
20多年后，当CBA重新使用升降级制度，它更像是一个“治疗心病”的起点，让联赛中的所有俱乐部以一种更积极的心态去面对新赛季。
CBA上一次实行升降级，还要追溯到2004—2005赛季之前。此后20余年，联赛实行准入制，既没有降级压力，也鲜有升级通道。用此前不少篮球圈内人士的评价，对于中国职业联赛目前的状况而言，没有退出机制，积分榜末尾球队可以安心”摆烂”，联赛可以说是“一池温水”。中国新闻网此前就评论道：没有升降级，竞争力不足的球队可以安心“摆烂”，这对联赛整体竞争力是一种损害，“一池温水的联赛需要升降级刺激”。
此外，反兴奋剂的把关同样被提到台前。新赛季实施反兴奋剂准入制度，所有参赛人员均须完成准入，联赛继续执行《高价值场次评定办法》《青少年友好型赛场记分制度》《从业人员道德规范》三项制度都凸显出联赛在“净化赛场”上面临的压力与决心。
只不过，这道题，CBA联赛的管理者们已经解了很久，但总是没有找到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次的联赛改革，会是成功解题的第一步吗？
其实，CBA的一批批管理者们从很早以前就在研究如何寻找保持比赛激烈和精彩以及国内球员使用率的平衡，但是从最近几年中国篮球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来看，收效甚微。
《工人日报》的评论就指出，“名古屋亚运会上中国男篮在淘汰赛阶段无人能‘接管比赛’，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联赛中关键角色长期由外援扮演，本土球员缺乏在高压下处理球的能力。”
根据中国篮协下发的《中国篮球协会关于印发2027年职业联赛升降级办法和竞赛规程的通知》，2026—2027赛季CBA常规赛排名第19名、第20名的两支球队，将与2026—2027赛季NBL联赛排名前两名的球队，在2027年4月15日至21日进行升降级附加赛。整个赛事分为赛前评估、附加赛、赛后评估、结果公布四个阶段。
更多的比赛、更长的系列赛、更年轻的赛场，从数据上看确实能给本土球员更充分的高强度锻炼机会，但最终的效果如何，依旧有待时间的检验。
一系列改革措施都指向同一个命题：CBA能不能把“比赛够热闹”转化为“本土球员有进步”。
10月16日的揭幕战，卫冕冠军上海久事将迎战深圳马可波罗，CBA把舞台的幕布拉开了一角。升降级制度、外援政策、全新赛程，每一项改革背后，都是中国篮球对联赛的一次重新托付。接下来要看的，就是本土球员能不能接住这些机会，在延续CBA联赛“精彩热闹”的同时，把经验积累转化成能力提升，真正沉淀成中国篮球走上国际舞台的底气。
联赛升降级，一扇“半开的门”
10月16日，新赛季的CBA常规赛就将正式拉开大幕。12日，新赛季的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彼时，CBA公司董事长就给这个赛季定了调：“新赛季将是执行升降级制度、联赛一体化改革集中推进的第一个赛季。”
又一个改革“元年”，中国篮球能等到想要的答案吗
【历史交锋】
谢丽丽最早是练柔道的，后来转项到拳击，按她自己的话说：“我是真的很喜欢拳击”。
除了个别金字塔尖的选手外，大部分拳手在退役后自谋生路，可选的路并不算宽。在社会上开拳馆、带课教拳是主流，还有人去当保镖，去卖力气。早年还曾有过退役拳手打黑拳的报道，即参与地下拳赛，赚取出场费，但这类比赛通常与赌博挂钩，属于违法范畴。
谢丽丽是黑龙江人，2009年从浙江队交流到北京队，成为北京女子拳击队的队长。但即便这样，因为户口问题，她的基本成绩津贴只有每月2千元，远低于有北京户口的队员。
退役时，谢丽丽又遇到了麻烦，她被告知，没有户口，就拿不到退役费。这笔预计十几万的费用，本是运动员用运动生涯换取的，但因为户口问题拿不到钱，谢丽丽不得不找到媒体寻求帮助。
谢丽丽回忆：“基本只是防守，就是让客人打……”谢丽丽记得，那一晚靠“挨打”挣了300块钱，但心里却非常不是滋味。面对客人的询问，她刻意回避自己的国家队经历，“如果说自己以前是国家队的，可能客人更多，但我说不出口……”
据谢丽丽回忆，当初交流来北京队，得到过落实户口的承诺，却被一拖再拖。“队里说拿全国前三就能办户口，身份也能转为正式，我拿了三次全国冠军，每次找队里，都拖着不办，说下次比赛拿了成绩再办。”
刚退役的那段日子，谢丽丽和几个队友一起借钱筹钱，在北京常营开了个拳击教室，但入不敷出，不足以维持生计。“我借了3万块，馆里的柜子都是别人送的，别人不要，我抬过来的。”
“练拳这么多年，每天都很苦。早晨是5千米的有氧跑，一年四季不间断，跑完是空击、打沙包等练习，还有训练和实战，一天下来要打出上万拳。”
比如在山东烟台的“闹海拳击狂欢季”职业组比赛中，谢丽丽出战女子超轻量级，并取得了胜利。自从出战商业赛以来，谢丽丽保持着全胜纪录。尽管多年没有专业训练，但从出拳、打手靶的动作看，谢丽丽依然是又快又狠，国家队级别拳手的底子仍在。
这类商业赛事，既有职业组，也有白领组，职业组邀请高手参赛，而白领族则由普通人参加。这种全民参与拳击的模式，目的是打造“体育+文旅”的商业创新，说白了有点类似今年火爆异常的“苏超”足球赛。
今年6月，36岁的谢丽丽复出再战拳台，开始参加一些“职业赛事”，更准确的说是商业赛。
再后来，谢丽丽又开起了拳馆，起名叫“楠拳社”，这名字和她打拳时的外号“楠哥”相呼应。
谢丽丽披露，当时北京队的运动员有正式队员、聘用队员的差别，本地户籍与外地户籍的待遇差别也很大。
不过，残酷现实又一次横亘在谢丽丽面前，疫情之下，重资产的创业项目几乎全部遭到重创，场地、人员的经费重压，成了她每天都要面对的难题。
像谢丽丽这样专业出身的高水平选手，在这类比赛中会很受青睐，她们的专业背景与身份，是赛事打造自己品牌效应时所需要的金招牌。
凭着天赋和苦练，谢丽丽一路打到了顶尖水平。2012年和2014年，谢丽丽代表中国拳击队参加了世锦赛和亚锦赛，个人最好成绩是亚锦赛亚军，另外，她在生涯中还曾三次夺得全国冠军。
有朋友介绍她到酒吧表演，两个拳手在台上打给客人看，台下客人看得兴起，付费上台和拳手“过招”。
当时她和一批效力北京队、但没有北京户口的外地运动员，一起维权，讨要退役安置费，也揭开了当时“北漂”运动员的痛点。
“毕竟我们付出这么久，最后连最起码的一个安慰都没有。青春和身体都贡献给体育事业了，到头来我们什么都没有，有很多我们这样的运动员，但真正站出来维权的没有几个。很多不是北京的，走了以后回到老家，找个工作打工，就只能这样不了了之。”
当时和谢丽丽一起的，还有几个和她情况类似的北京队外地户籍队员，有游泳队的、有跳水队的，还有赛艇队的。
当时的市场机会看起来不错，拳击与健身之间产生了关联，练拳不为达到多少水平，只是为了挥洒汗水、释放情绪。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尤其是女孩子，将拳击视为一种很酷的锻炼方式。
他们披露的情况各不相同，有人因为年龄被改了，与原籍信息对不上，户口既落不到北京、也回不了原籍，几乎成了黑户；有人因为当初的工作协议被运动队“弄丢了”，想仲裁也无证据；有人被运动队注册了北京某中学的学籍，成了中学生，代表该中学比赛拿成绩，从而影响了后来的户口派遣机会；还有人本想继续效力，但领队代他写了退役申请，然后就停发了工资……
2015年9月，谢丽丽退役，并一度成为媒体关注的对象，不过，那时她的角色不再是冠军，而变成了“维权者”。
为了生计，谢丽丽曾有过不少尝试，她自己最想忘掉、却又难以忘记的经历，是到酒吧“挨打”。
尽管有人诟病这类比赛脱离了体育竞技范畴，更像是文旅项目，但必须承认，这样的模式，在带动普通人关注体育、参与体育的同时，带起了热度，搭起了舞台，也确实也会让更多体育人得到机会、从中受益。（二头）
【球员介绍】
中青赛北京赛区U10组踢假球的新闻，日前闹得沸沸扬扬，也挖出了中国足坛青训体系中依然存在的某些弊端，看似只是基层的“小事”，但这样的土壤与环境，能培育出什么样的苗子，实在令人担心。
这种对孩子心理与人格的基本尊重，它不保证每个孩子都成球星，但至少让更多孩子愿意在体系里待得更久——而“待得久”，恰恰是晚熟球员的生存前提。
“在日本能成为职业球员的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孩子将来都会进入社会，从事和足球无关的工作，但他们会说：还好当初学了足球，在足球中学到的东西，在社会上真的有用。足球是团队运动，要和队友一起合作，这都需要思考和沟通能力，判断力、执行力、解决问题的能力都可以通过踢球来培养，这些正是步入社会后必备的能力。”
归根结底，踢球的孩子，不该只是绿茵场上的棋子，只会走教练划的棋路。对于青训来说，踢赢比赛和踢球育人，孰轻孰重，孰因孰果，确实值得思考。日本青训被外界反复研究，但真正让体系运转的，恐怕不是某一条“训练方法”，而是一整套对“人”的理解：
“在日本人心中，往往有一种传统心理，不愿承担责任、害怕冒险的心理，待在集体里会觉得安心，因为责任似乎被分散了。但对于足球来说，在这种心理之外，也要寻求个人自我表达的平衡，才能不断成长。鼓励选手们不必过分拘谨，表现自己，让他们更勇敢的去尝试和挑战。”
“请不要轻易断定孩子有没有天赋，要多关注孩子是否拥有对足球的热情。有很多暂时无法提升自己的孩子，比周围人逊色，踢不上比赛，被教练批评，也有很多孩子为了成为身边优秀者那样的球员而努力，为了追求更高目标而愿意改变自己。”
“相反，很多在12岁到15岁踢得不够好、心怀不甘的孩子，是因为身体发育跟不上，没法自如发挥，他们中有些人会在16岁、17岁迎来爆发式成长，这种18岁前经历过很多挫折的孩子，到了20岁反而一下子突飞猛进。”
这里的关键并不是“日本就没有人情社会”，井上也承认日本社会有复杂的人际结构与上下关系；关键在于——青训岗位把“足球判断权”牢牢握在专业人员手里，并形成组织层面的保护机制。
井上说：“我认为敢于表达自己的主张，是自我表现的重要方式，也意味着去承担个人责任。”
学校教育和足球教育，是相通且互补的，在家庭、学校、社会里学到的东西，与踢球学到的东西，同时支撑起一个孩子的未来发展。
不急功近利，而是重视对孩子的培养，讲究耐心，通过体系的设立与帮助，反复给孩子机会，让他们中的佼佼者哪怕冒尖的晚一点，也能有机会出头……井上认为，这是日本足球青训强大、人才源源不断的根源。
“当我指导一个15岁的球员时，那是一场正式比赛，半场休息通常由教练回顾上半场，发现问题，然后针对下半场讲需要改善的地方。当我试图去讲话时，那个小球员已经拿着战术板，面对队友在讲了：如何组织、如何解决问题、下半场我们该怎么做……”
“日本社会确实存在上下关系，但是否作为一个必须遵守的铁律在流传？其实正在发生变化。”
“能成为职业球员的人是有限的，在中国和日本都是这样，只有极少数选手能走上职业道路。什么时候决定一个人能否走职业之路？大多球员是在18岁，在日本来说，是21岁到22岁左右才能确定下来，绝对不会在12岁、15岁就盖棺定论。”
井上回忆，比输赢更让他欣慰的，是看到孩子跳出教练的指挥，开始作为独立个体去思考、去成长。
“我在日本青训一线工作了20年，几乎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如果教练向这种东西低头，那他就不配做教练。”
“足球课目的就是让男孩女孩一起开心踢球，所以足球课并不能提升孩子的球技，日本孩子想踢得更好，就会加入足球俱乐部，去足球培训班学习，这是日本学校足球教育的现状。”
井上孝浩，日本青训从业者，福冈黄蜂俱乐部青训总监，曾培养过富安健洋等优秀球员。关于青训，井上很乐意谈一谈他的认知与心得，从他的视频分享中，我们既感慨日本青训在一些细节上的认真，而更警醒和痛心的其实是某些大环境上的差别，即足球所植根的“社会文化土壤”的不同。
日本社会传统文化中，某些被视为桎梏的因素，比如过于严苛的等级尊卑意识、集体化从众心理等，是否会对足球圈的进步产生不良影响？井上认为，文化及思维层面的影响是难免的，但已经有了积极的改变。
“对孩子来说，最重要的是制定一个自我承担责任的范围，让孩子自己做决定，自己承担责任，也因为是他们自己做出的决定，所以自然而然会去努力，并承担责任。父母、教练这些别人做的决定，责任就不会落在孩子身上，但是要孩子珍惜自己做决定的过程，决定目标，制定计划，当自己想要完成一件事时，他们要掌握所需的东西，这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
井上的这番分析，也许可以解释中日两国青少年球员的某种对比反差。前国脚杨旭就说，中国孩子的特点是听话，场上怎么踢，一切听教练的，但日本小球员往往表现出更强的独立思考能力。
井上提到的另一个关键点是：几乎所有日本青训参与者，都重视孩子的在校学习，甚至优先级放在踢球之前。他们认为，在这个年龄段培养出优秀的综合学习能力，将决定孩子未来能走多远。
日本足球的体教结合，在基础与提高这两个环节分得很清楚。学校里也有足球课，但那是为了培养兴趣，而真想继续踢好球，要靠个人去俱乐部、社会机构“练级”。
“如果教练在挑选首发、决定派谁上时，脑子里想的是家长的脸色，那就太糟糕了。教练必须只看孩子的表现，做出公正评价，思考如何让孩子成长，基于这一点来确定首发，我认为确保不受家长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在中国的各级球队中，时常有这样的传闻：为让孩子踢主力，要搞好和教练的关系，甚至家长还要“上供”，对此人们似乎已见怪不怪。当这个问题被提给井上时，他却觉得是个新鲜事。
“对于教练来说，两件事不能做。第一，不否定孩子的人格，不否定孩子作为个体的存在，教练说出怎样的话、给予怎样的指导，这很重要。比如说‘输球就是因为你’、‘有你在球队气氛都变差了’这类话，孩子听了一定不想继续在这里踢球了。第二，不与其他球员做比较，唯一比较的是和过去的自己比，这能提升孩子想变好的动力。”
“你如果问日本教练，几乎所有人都会回答：上学更重要。只有保证自己的在校学习时间，在个人生活上也能稳定下来，才能把精力投入到足球中，我们都是这么认为的。在日本如果学习成绩不好，甚至连踢球资格都可能被剥夺。”
“我们作为教练，必须去看清每一位球员的成长高峰什么时候会来，12岁时就决定一切是完全不可取的。反倒是很多小时候被看好，觉得‘这孩子一定能成为职业球员’的人，最后反而没成。”
“和前辈接触时当然要保持礼貌，使用敬语认真打招呼，怀着敬仰去尊重，但前辈借此去支配、命令后辈做事的这一状况，已经逐渐改变了。前辈会通过实际行动来示范，比如准备器材和整理场地，让后辈观察和学习，即使是前辈也会为球队整理行李。”
“在日本，不觉得礼仪教育是什么‘高等教育’，因为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比如打招呼、对队友的感恩、对父母的感恩，这些都是平时在场下培养的，再比如球队器材，捡球、搬球门、摆放标志桶……孩子们都会比教练更早来球场，自己动手。”
“在日本的教育体系里，首先是学校，然后才是足球。你看过在欧洲活跃的日本球员采访吗？他们几乎不需要翻译，直接用英语、意大利语、法语回答采访，正是这些学习能力很强的球员，如今在欧洲大放异彩，我认为这已经成为了日本球员的标准素养了。”
“在日本学校里教足球课的老师，是班级的班主任，并不是足球教练。日本学校确实有足球课，但只占全部体育课的10%左右，剩下的内容都是单杠、体操、跳箱、垫上运动、躲避球之类。”
一个社会、社群的传统文化思维惯性是极为强大的，有时候，要想做出改变，需要努力去挣脱这种惯性。井上认为，至少在足球青训层面，日本足坛一直在努力摆脱这种社会心理惯性，鼓励孩子去独立思考。
如何让教练只对足球负责、让孩子对自己负责、让家长对环境负责；以及更重要的——把成才时间表往后移，把“能否赢下眼前这场球”、“能否踢成职业”这个执念，从青少年身上拿掉。
“如果有家长试图对孩子的比赛施加压力，作为管理者，我会严肃提醒他们。为教练创造干净的环境，让他们能安心指导孩子，我认为这样的环境很重要。”
杨旭说：“主动思考能力在中国孩子来说非常差，在日本小朋友中相对就很好，而且会把它带到球场上，更多通过自己的判断阅读比赛，而不是教练指挥。教练只是给小朋友一个范围，内容自己填写，而中国教练更多告诉你，就应该这么踢，必须这么踢。”
在井上的理念中，树人是第一位的，而孩子在低龄阶段的成绩，其实并不那么重要。
“对孩子们来说，这早已是理所当然的习惯，场地脏了就打扫干净，训练比赛结束把一切整理好再离开。在学校里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到了足球场孩子们也会理所当然的这样做。”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近年来，中国足球圈一直有呼声，希望踏实下来学习日本青训，但从这次10岁孩子打假球的事件看，不先割除中国足坛某些社会文化、思维习惯上的疾瘤，那么哪怕是再好的模板搬过来，恐怕也会在这个大环境下变味走形。
“日本青训能做到稳定的培养人才，绝不早早扼杀孩子的才能。直到大学、直到22岁，都能持续接受青训，这种环境在日本全国各地都存在，也是日本稳定人才培养体系的强项。”
“当我看到这一幕，我很开心，教练员的作用是什么？通过教导帮助孩子掌握技能，但毕竟球员自己的成长才是关键，亲眼见证这样的时刻，球员自主思考并去努力执行时，他就成长了很多。”
最关键的，是所有青训都要面对的那个问题：我们的青训培养的究竟什么？是尽快赢下青少年比赛的技能，还是让孩子在更长时间维度变得更强、更成熟、更能承担责任——无论他最终能不能成为职业球员。（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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